做翻译就要“忠实于原文”，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翻译的常识。但沪上翻译界的一些专家却试图告诉人们：常识需要更新了！这种陈旧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了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

　　很多典籍有了英译本却“走不出去”

　　在国内，多数译者出于职业习惯，翻译过程中全神贯注于文本，字字对应地把文本翻完，翻译工作即宣告结束。至于译作在接受地市场的反响，一般被认为是“出版社的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谢天振的案头，放着好几本博士论文。其中一本是他早些年指导的博士生完成的《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在国内学界，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操刀的《红楼梦》英译本长期备受推崇，被公认为是最严谨、准确的译本。但研究却表明，在英语国家，无论是高校藏书、图书馆借阅量，还是专业学术研究中的文本援引量，杨氏译本的接受度远远赶不上英国翻译家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本。问题是，霍译本在很多国内翻译家眼里，根本算不上好本子。

　　谢天振的两位博士生又分别研究了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文版“熊猫丛书”以及出版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杂志英文、法文版在海外的传播影响力。结果也都让人深思：《中国文学》杂志1951年创刊后，于2000年底停刊；《熊猫丛书》上世纪80年代推出，一共翻译出版了190多部作品。根据世界各地的销售情况统计，这套丛书有时候可以卖出两三本，有时候一本也卖不出去。除了个别译本获得成功外，大部分译本没有产生任何反响。

　　“抠字眼求准确”理念转变何其难

　　“翻译的译出行为是有特殊性的。如果译者对接受地市场的读者口味和审美习惯缺乏了解，只是一味地抠字眼，讲求翻译准确，即便做得再苦再累，译作也注定是无人问津。”谢天振解释说，翻译的译入和译出行为，方向完全不同，适用的原则也不同。而国内翻译界常犯的错误是，简单地拿译入活动中讲究“忠于原著”的原则来指导译出活动，丝毫不考虑译出行为的根本目标是要跨越不同文化间的鸿沟。

　　要求译者不受原著束缚做翻译？一位沪上资深翻译家告诉记者，理念的扭转远没有想象中容易。“逐字逐句做翻译，追求准确，这通常是国内翻译界评价翻译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他告诉记者，最近一次鲁迅文学奖评选，优秀翻译文学奖全部空缺。评奖委员会在解释空缺原因时说，“很多翻译表达不贴切、不准确，出现许多不应有的漏译”。而在这位翻译家看来，一部翻译作品的好坏首先要考虑整体效果、被读者的接受程度，而非仅仅是追求“准确”。他当时就愤然地提出，“如果按照这种标准评价，恐怕鲁迅本人也拿不到奖”。这事也多少说明，纠正传统的翻译观念，引入新的评价标准，在实际操作中阻力何其大。

　　“莫言热”启示：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

　　莫言去年摘获诺贝尔文学奖，给翻译界带去的震动在某种程度上比文学界更大。

　　莫言摘获诺奖，其作品的外译者功不可没，其中包括莫言作品的英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要知道，葛浩文不仅没有逐字逐句翻译，离“忠实原文”的准则也相去甚远。他的翻译“连译带改”，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德译者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甚至不是根据莫言的原作，而是选择作品的英译本进行翻译，考虑的就是英译本更迎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柴明颎教授指出，“翻译已蜕变为一种新兴的语言服务业。既然是服务，必须引入服务对象的概念。”一部作品的最终译文不仅取决于原文，还取决于它的“服务对象”，以及译作接受地人们的语言习惯、审美口味、公众心理等非语言层面的因素。或许，只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一点，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途中的障碍才能消失。（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