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国家的国民开始想要了解更深层次的中国。而全球化时代，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输出，中国也越来越需要更多地向外表达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制造出口大国的中国，如何将图书、影像制品等文化产品也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该如何走出去？
专题采写：记者 李文
本期嘉宾
张颐武、朱大可、何刚强、董 强、王鸿刚
中国文化要走出国门，最需要的就是人才
董强
中国文化输出，我敢说自己是个先驱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在巴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协助友人创办了出版社，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介绍。我这样做是完全自发的，出于自己的一种强烈感受：在法国的书店、电影院、电视等文化传播渠道中，太少能见到中国的东西。
今天，中国的经济地位上升，外国人也对中国增添了许多兴趣。各种媒体开始大量介绍中国。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就需要做比较细致的工作，让中国文化一些精髓的东西，真正被外国人了解。这时候就必须打破一些误区，比方说“文化冷战”等。当年我们的翻译前辈们介绍西方的东西时，都是自己个人行为。他们是自发的，发自肺腑的，所以他们有效、能感动人。同样，我们当年不管是英语热，还是出现过的相对昙花一现的日语热、法语热、韩语热，都没有人去组织，去刻意为之。当今世界，文化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引起人们的好奇。
然而，在国家层面，肯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对文化人的倚重。尤其是重视那些真正懂得外面世界、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又热爱祖国、懂得中国文化的文化人。如果这些人不够多，就必须重视教育，去培养这样的人。因为一切文化行为，其根本在于人，中国文化要走出国门，最需要的，就是人才。
从形而上的角度看，翻译肯定只能是差强人意的，世界上没有完全对等的翻译；但从形而下的角度看，一切皆可译。这就跟现代人完全可以演奏古典音乐一样。我读过法语版本的《红楼梦》和《水浒传》，说实在的，都非常好看。为什么呢？译者做的是一个拆开、重组的工作，他需要看到作品（包括字、词、句、篇章、结构等等）的深层部分，他的阅读，比大多数普通读者都要深。
软实力，关键词在于“软”。柔软、柔和、灵活。润物细无声。切忌工程式的，切忌“打造”。想让人尊重你，必须尊重他人。你打开自己的窗户，让外面的空气进来，同时，你屋里美妙的音乐，才会传得更远。
为世界提供可选择的价值理念
王鸿刚
文化软实力的较量被视为“文化冷战”。美国用薯条、大片、芯片打全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众观念。相反，我们的文化产品却少能在西方社会产生对等的影响。几百年来，这种文化传输的单向度，同近现代全球权力分配的结构是大体匹配的。但是，随着更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拥抱工业化并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国际权力开始越来越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越来越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可以预测，未来几十年，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文化的双向、对等传播和深度互动，将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和成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除了开办孔子学院以及制作一些宣传片之外，中国还开始探索在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刊物上大胆表述自己的观点，更主动同西方国家智库开展对话和联合研究，并提供更多针对各语种国家的新闻产品，等等。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优化中国发展环境。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应该有三个层次的目标：第一个层次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对外展示和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保存，并通过同西方话语和当代语境的对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第二个层次是人与人的交流。“民相亲”，是国家之间良好关系的根子；第三个层次是为世界提供可选择的价值理念。在西方的价值理念饱受争议并日益凸显其局限性的时刻，中国更有责任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一种新的发展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紧迫和战略性任务，是引导亚洲各国形成一套符合历史、面向未来、自我做主并充分兼容的“亚洲价值观”。
首先要考虑如何找到世界性语汇
朱大可
“新华传媒”在纽约曼哈顿买下一块户外大型宣传板，却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播放。弄一点古代的文化符号，像孔子之类，再弄一些民俗符号，像京剧脸谱、高跷和陕北腰鼓之类，最初还可以利用猎奇心理，而现在都已经审美疲劳了。最近又加了一些当代明星的形象，我看也没啥意思。美国人对这些没有兴趣。我在第五大道观察了一下，几乎没有人抬头看中国广告。用传统的灌输手法，无法达成中国形象塑造的目标。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于，中国正在面临严重的文化传播障碍。
既然中国是世界大家族的成员，文化走出国门，我们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文化独特性，而是如何找到世界性语汇。中国已经够独特了，我们在所有领域都表现得很另类，在“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上一路狂奔。依照自由市场原则，既然你要贩卖产品，就必须首先消除西方客户的拒绝心理，让他们接受你的另类，而这就需要动用世界性语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主流的价值观和美学趣味。没有这种普遍价值作为逻辑前提，中国只能继续扮演孤独者的角色，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你的叫喊。文化产业更是如此。这是一种典型的符号工业，跟过去的功能性产品不同，它必须依赖于产品的符号认同，也就是依赖于用户对产品符号的理解和喜爱。这就需要一整套世界性的价值、语法、趣味和符号的支撑。而在这方面，我们甚至比印度、日本、韩国都相距甚远。这些文化产品出口经验丰富的亚洲邻居，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爱默生知名度不如LADY GAGA？
张颐武
在文学方面，其实中国文学已经融入到了全球纯文学市场，像莫言、余华等作家的作品，已经被全世界所认可。纯文学的市场跟艺术电影很相似，都是小圈子的事，但是非常稳固。现在的问题，除了走出去的优秀作家、作品数量不多，以及缺乏好的翻译以外，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国际文化传播的规律缺乏了解。文化产品被国际所认可，硬营销不如软营销。硬实力，该硬的要更硬。而软实力，该软的要更软。我们对国际文化传播的路径需要了解，对传播的手法需要掌握，还需要知道我们的什么东西，对国际市场会是有效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重视传统经典作品的传播，轻视大众文化的传播，认为大众文化无足轻重。其实越经典的，可译性越差，会陷入所谓的“文化折扣”，而越是大众的，传播起来更有力量。比如美国文化，当然爱默生的思想很深刻，很有文化价值，但是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他的知名度就不如LADY GAGA。这当然不是说他的价值不如LADY GAGA。从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角度看，LADY GAGA更能让大众感受到美国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韩剧、日剧的流行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感染全世界民众的也是各种大众流行文化元素。《论语》当然应该翻译推广，但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都对《论语》不甚理解，如何能在国外取得好的传播效果？我们年轻人喜欢的穿越剧、网络小说、科幻小说，其实更有跨文化传播的市场。我们经常对穿越剧、网络小说不屑一顾，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大众流行文化，这些反而引起了国外民众的关注兴趣。文化传播，要经典和流行两条腿走路。
大片出口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艺术电影已经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斩获大奖，打开了知名度。现在，是中国电影市场增长最快的时候。全球的电影都在觊觎着中国这个最好的电影市场。在国内的电影院线，鲜见年轻导演的作品叫好卖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有效掌握我们中国观众自己的口味。我们的艺术电影已经完成了走向世界的目标，目前，我们的商业电影在自己的市场仍需要磨砺，还谈不上在国际市场上发力。现在电影产业的焦点，还不是如何走出国门，而是如何在国内做大做强的问题。
先不要提“文化出口创收”口号
何刚强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现阶段，先不要提“文化出口创收”这样的口号。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仍然需要探索，待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后再开始这方面的产业化不迟。中国文化要走出国门，为别国的人民所接受，要非常讲究翻译的策略。例如，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介绍，现在出了大部头的完整的翻译文库。但是究竟效果如何，应当有一个调查。我们不能为翻译而翻译，不能陶醉于把中国典籍变成了外文而满足。依我的观点看，现在我们大规模翻译这类著作，好像主要面向西方的学术界、国外的汉学家或相关研究机构，没有考虑欧美广大普通的读者群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些普通的读者群对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得很少。面向他们，我们进行翻译工作需要在选题上、内容上，尤其在翻译的策略上进行周到的谋划。我认为，这类翻译应当深入浅出，以普及性的文字与风格出现，尽量让广大的读者有一种喜闻乐见的感觉。再有文化魅力的作品，如果不看宣传对象，一味“死心眼”地翻译，表面上煌煌巨册，实际上可能“和（读）者盖寡”。
办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字与文化是一件意义深广的大事。不过根据我的理解，目前的孔子学院尚属初级阶段，都是以识字、练毛笔、剪纸、烹饪等一类活动为主，离真正的学院内涵相差甚远。真正意义上的孔子学院应当具备较强的学术性。但这件事也急不得。先把普及（或者说是扫盲）工作做好，再来考虑提高的事。将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汉语在世界的进一步普及，目前的孔子学院会出现分化或分工：一部分仍然在目前的格局下运作，另有一部分会升格，其任务可以包括向外国相关学者、学生与研究人员提供国内专家的专门课程、讲座，提供条件与资金开展联合研究项目，甚至与当地学校或机构共同培养专门人才等。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