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8日，“九叶派”诗人袁可嘉在纽约逝世。至此，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只剩下最后一片叶子———诗人郑敏。而袁可嘉的离去，也难免让人怀想起，那曾经群星灿烂的文学时代。

　　“九叶派”又一片叶子凋落了。美国当地时间11月8日，“九叶派”诗人，著名翻译家袁可嘉在纽约去世，享年87岁。“生命脱蒂于苦痛/苦痛任死寂煎烘/我是锈绿的洪钟/收容八方的野风。”这是袁可嘉写于1946年的诗作《沉钟》中的一节，现在看来如同谶语，袁可嘉这一代诗人显然拥有毋庸置疑的才华，可是过于严苛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刚刚绽露的诗思迅速熄灭，那收容八方野风的奇想毕竟流于年少的轻狂。

　　从年少轻狂到沉默坚持

　　1941年秋，袁可嘉入读西南联大，这所中国现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学决定性地影响了袁可嘉的一生。西南联大外语系集中了当时的一批著名文学家和教授，如叶公超、燕卜逊、冯至、卞之琳等，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教学影响了正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一批才华出众的学子，他们之中，穆旦、王佐良、杨周翰、杜运燮、郑敏等都热衷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体现。袁可嘉入校时，穆旦等高年级同学都已毕业，他可算是西南联大诗人群中较年轻的一位了。

　　那个时期，袁可嘉正当年，在诗歌创作和批评两个方面都多有撰述，他的诗歌才华虽然不及穆旦耀眼，但是他对现代派技巧的运用也颇娴熟，在“九叶派”中算是独树一帜的。相对而言，作为诗歌批评家的袁可嘉贡献要更大一些，在1946年底到1948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袁可嘉写了一系列有关新诗的评论文章，针对当时以七月派为代表的左翼诗人，断然否定诗歌和政治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这些观点在今天已被大多数诗人当作常识接受，可是在当时它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将这些早年文论和写于1980年的《九叶集》序言比较，可以清晰感受到命运对诗人的催残。这本诗集是“九叶派”被人为尘封三十多年后的再度露面，袁可嘉在序言里介绍了这些诗人的写作，并且特别强调他们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一面。对于穆旦，他评价的是欢呼“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赞美》；而杜运燮的诗，他评价的则是讽刺抗战后物价狂涨的诗《追物价的人》。这篇序言在诗学上的价值显然不如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那些诗论，可是序言背后的潜台词仍然让人心痛。回想起来，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九叶派”诗人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品质，这和他们在解放前的那些出色的诗作中流露出来的品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决定性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

　　在创作的沉默期，袁可嘉和其他几位九叶派诗人一样，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西方文学的译介中，通过另一种方式默默塑造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和素质。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习惯于阅读西方现代诗歌中译本的当代诗人都要向袁可嘉、穆旦、陈敬容等九叶派诗人兼翻译家致敬。他们不仅以解放前的少作和他们自己的品质，给当代青年诗人树立了精神上某种传承的传统和可能性，而且以他们大量的翻译直接影响到后辈诗人的创作，比如袁可嘉翻译的叶芝，穆旦翻译的艾略特和奥登，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和艾吕雅，在当代青年诗人中都有广泛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新小说、垮掉的一代等西方现代派文学介绍到中国，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这一条路其实就是袁可嘉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诗论中提及的道路，当年杳无人迹的道路现在不同了，开始迅速出现一个追随者、两个追随者，乃至于一群追随者。那曾经的歧路现在已成为正途，在这个意义上，袁可嘉和他所在的九叶派是中国现代派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种子。望着这道路上熙攘的人群，袁可嘉在去天国的途中也许可以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