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萍，女，硕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文化学，翻译教学
地址21001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国英语培训中心。
Name: Zhang Ping(F), MA degree of translation. Lecturer a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cademic Interes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Address: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10016
Tel: 025- 4891681
e-mail: zhangp@nuaa.edu.cn
论文题目：
社会文化环境与译者的选词
——对《简爱》两种译本的比较
Social-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A Comparison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ne Eyre

摘要: 本文比较了分别诞生于3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简爱》中译本，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对词汇的选择的。

关键词:社会文化环境；译者选词

Social-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A Comparison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ne Eyre
Abstract:This paper compares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ne Eyre, which were
produced in the 1930s and 1990s respectively. The purpose is to see how
social-cultural context works on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Key Words: social-cultural context；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一、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

尽管翻译活动包含了一系列的语言转换，但从本质上讲，它也是一项社会活动和心理活动。翻译之所以成为每个社会中必须的活动是因为它具有实用的功能。翻译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功能也不尽相同。因此，译者无法避免这样的问题：翻译什么、何时翻译、如何翻译以及为谁而翻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译者必须了解翻译的功能以及他/她所处的社会背景。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包括以下方面：文本的选择（即翻译的主题），翻译方法（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采用归化抑或是洋化的手段），语言风格以及具体词汇的选择。因而，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决策不仅仅取决于他/她的语言知识。其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如巴斯纳特(Bassinet)和勒弗维尔
(Lefevere) 所说的：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同样地，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以特定的方式操纵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1)。 选择和决策在翻译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关于翻译的理论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它们。事实上，许多翻译理论家都研究过翻译的选择和决策过程。有些翻译理论家强调决策过程的社会文化方面。例如，埃文-佐哈尔(Even-Zohar)(1981),
朗贝尔（Lambert）(1988), 图瑞(Toury)(1981)指出目的语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学体系影响选择原文、翻译顺序和总体的翻译策略。“译者的选择事实上可以用社会认可、社会约束和社会禁忌来解释，有时候也可以用法律和禁令来解释”(2)。另外一些翻译理论家，例如威尔斯（Wilss）(1996)也提到，除了心理因素外，其他因素也影响着译者的选择过程。他认为有些原文元素难以用认知理论加以解释，这说明翻译的决策过程类似于心理学上的刺激-反应现象，有些刺激得到了人们的注意而另一些则未被人注意到(3)。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译者很难避免主观性的决策。

二：社会文化环境与译者的选词

译者并非在一种理想化或抽象的情形下运作，各个时期译者的选择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旨在探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原语中某个概念在译语中可能会有不止一种解释，上下文是译者决定取舍时的关键参照因素，但除了语境之外，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影响译者的选词。纽马克曾指出：“两个文本可能描述同一场战争或爆动或争辩，但（作者） 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代表不同的观点。”(4) 本文比较了《简·爱》的两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30年代(由李霁野译)和90年代(由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的选择的。作者主要比较了两部译本的语言特色，从中可以管窥出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在此，译者的选词指译者对原文中某个特定词语的诠释，即译者是如何选择特定的目的语词汇来解释原文中某个特定概念的。通过比较，作者发现李译本中包含较多意识形态含义较浓厚的革命性词语，例如“反抗”、“斗争”、“革命”等词多次出现在译文中，相比较而言，黄译本的语言总体上则平和的多。通过比较两译文的文字，可以看出李和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原著Jane Eyre 的。李译本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Jane Eyre，而黄译本则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原文的。现举两段文字的翻译加以说明。

原文：
I continued the labors of the village school as actively and faithfully
as I could. It was truly hard work at first. Some time clasped before,
with all my efforts, I could comprehend my scholars and their nature. Wholly
untaught, with faculties quite torpid, they seemed to me hopelessly dull;
and at first sight, all dull alike: but I soon found I was mistaken. There
was a difference among them as amongst the educated; and when I got to
know them, and they me, this difference rapidly developed itself. Their
amazement at me, my language, my rules and ways, once subsided, I found
some of these heavy-looking, gaping rustics wake up into sharp-witted girls
enough.（Volume III, chapter VI）

译文：
我尽力忠实积极地继续乡村学校的工作。一上来确是艰辛的工作呵。我费劲全力，过了些时才了解我的学生和她们的天性。她们全没有受过教育，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在我看来，是笨得没有希望了；上来一看，全是同样笨；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错了。她们之间有一种区别，就如同在受教育的人之间一样；在我渐渐了解了她们，她们了解了我的时候，这种区别就迅速显明出来了。她们对于我、我的言语、规律和习惯一不大感惊异，我发觉这些张着嘴的笨样乡下人中，有几个倒觉悟过来，成为十分伶俐的人了。（李译本p.451）

我继续为办好乡村学校尽心尽力，起初确实困难重重，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了解我的学生和她们的天性。她们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官能都很迟钝，我觉得这些人笨得无可救药。粗粗一看，个个都是呆头呆脑的，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就像受过教育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一样，他们之间也有区别。我了解她们，她们也了解我之后，这种区别便很快不知不觉地扩大了。一旦她们对我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再感到惊讶，我便发现一些神态呆滞、目光迟钝的乡巴佬，蜕变成了头脑机灵的姑娘。（黄译本 p.336）

原文描述了简·爱作乡村女教师的一段心理路程。李译本用了这样的词汇：“……一上来确是艰辛的工作呵……她们……心智十分麻木不仁……笨得没有希望了；……不久……我发觉……有几个倒觉悟过来……”。这段文字中的“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和“觉悟”以及其它段落中的相关词语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原小说主人公简·爱是一个有着高度觉悟感的革命者，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并解救那些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尊严的可怜的乡下女孩。“一上来确是艰辛的工作呵”暗示了简所作的解救工作实在不容易，“心智十分麻木不仁……笨得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暗示了简恨其不争的心理，“觉悟过来” 暗示了简对自己工作成效的欣慰之情。

而黄译本则是这样说的：“……起初确实困难重重，……她们……官能都很迟钝……笨得无可救药。……但不久……我便发现……乡巴佬，蜕变成了头脑机灵的姑娘。”这段文字似乎只是描述了一个乡村女教师对其学生的感情，言语中流露出教师对一群“官能都很迟钝”的学生转变成“头脑机灵的姑娘”的由衷的高兴。这种情感并没有暗示任何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含义。

两译文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源于两译者的选词。就此段而言，我认为黄译本似乎更接近原文。通读原文，作者用了很多的笔墨描写简·爱与罗斯特先生之间的爱情，作者对主人公简的恋爱心理更是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从原文看，简作乡村女教师一方面是为了生计，更是为了强迫自己忘却对罗切斯特的爱情，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一个深陷于爱情烦恼中的女子大概不会有精力去考虑拯救别人灵魂的责任感，所以译本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原文应该更接近原著本意，正如奈达所谓的让“译本在译文读者中产生与原著在原文读者中相同的效果”。从简的角度讲，她会很自然地将这些农村学生与以往教过的学生作一比较，起初她发现了乡村女学生的“torpid faculties” and “dull nature”。根据《朗曼当代英语辞典》的解释，“torpid” 的意思是“inactive, slow, lazy, lacking in strength”, “faculty”的意思是“the power or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particular”, 因此，“torpid faculties”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乡村女学生学习反应能力较慢，“dull”应该被理解为“uninteresting”。此外，简说这些乡村学生最终“wake up into sharp-witted girls enough”。在这里，“wake up”是一种暗喻用法，对简来说，这意味着这些乡村女学生的反应能力提高了。无论是英语辞典还是原作者都无意给这些词语加上任何意识形态含义。但是，在李译本中， “torpid faculty”变成了“心智十分麻木不仁”,“wake up”变成了“觉悟”，这些汉语词汇至少给一部分中国读者这样的暗示：她对这些乡村女学生怀着既爱又恨的心理，爱她们是因为她们是她的姐妹，恨她们是因为她们尚未有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意识。

李霁野不可能不理解原词的意思，他对这两个短语的翻译显然是有意的误译，也就是说李霁野有意篡改了原作者的意思。他的这种误译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民正在与旧的社会制度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当时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大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一革命目的。当时的许多作家和翻译家都用笔作为革命的武器，唤醒中国民众的灵魂，使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鲁迅先生是这一运动的领袖，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李霁野作为鲁迅的追随者和亲密朋友，深受先生的影响，以至于在翻译关于描写农村人的段落时，也模仿先生描写农村人士所用的典型用语，选择了诸如“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和“觉悟”这样的词汇来翻译原文中毫无意识形态意义的词语。30年代所产生的许多译作中都包含了相当多的诸如“觉悟”、“革命”、“反抗”之类的词汇，这足以证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

黄源深将“torpid faculty”译成“官能都很迟钝”，“wake up”译成“蜕变”,黄对这些词汇的解释符合90年代中国读者的情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丰富多彩的生活。假如黄源深的译本也将“torpid faculty”译成“心智十分麻木不仁”，“wake up”译成“觉悟”的话，读者可能会问：“这个翻译是什么意思？难道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要来了吗？”

下面一段的翻译也说明了两译者在选词方面的差异。

原文:
I have not yet said anything condemnatory of Mr. Rochester’s project of
marrying for interest and connections. It surprised me when I first discovered
that such was his intention: I had thought him a man un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motives so commonplace in his choice of a wife; but the longer I considered
the position, education of the parties, the less I felt justified in judging
and blaming either him or Miss Ingram, for acting in conformity to ideas
and principles instilled into them, doubtless, from their childhood?…(volume
II, chapter III)

译文:
对于罗契司特先生要为利益和关系而结婚，我还没有说什么责难话哩。我首先发觉这是他的心意时，我很吃惊：我以为在选择妻子上，他不是一个被这样普通动机所影响的人；但是我越思量双方的地位、教育等等，我就越觉得我没有理由来批判或者骂他或她，因为无疑他们是按照童年所灌输的观念和原则行事的……。（李译本：p.25）

对罗切斯特先生从个人利益和亲属关系考虑的婚姻计划，我至今没有任何微词。我初次发觉他的这一打算时，很有些诧异。我曾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择偶时不会为这么陈腐的动机所左右。但是我对男女双方的地位、教养等等考虑得越久，我越感到自己没有理由因为罗切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按无疑在童年时就灌输进去的思想和原则行事，就责备他们。(黄译本：p.171-172)

在以上两段译文中，译者对“blame”一词的翻译有较大的差异，李霁野将它译成“‘批判’或‘骂’”两个词，而黄源深则将它译成“责备”。 根据《朗曼当代英语辞典》，“blame”一词的英文解释是“to consider (someone) responsible for something bad”。如上面一段中的“torpid faculty”和“wake up”一样，“blame”这个词在英文中也是中性词，它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含义。但是，李霁野选择了“批判”和“骂”这两个词来诠释“blame”。这两个汉语词暗示着强烈的“仇恨”色彩，“批判”这个词在当代中国读者心目中是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骂”也是一个感情色彩分明的汉语词汇。从简的角度讲，尽管她和罗切司特之间存在身份和地位的差异，但是两人却深深相爱着。在原著中，不管她和罗切司特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彼此分开，她对罗切司特的爱情始终未变，她从没有恨过他。她对英格拉姆小姐的感情一直很复杂，一方面，她嫉妒英格拉姆小姐，因为英格拉姆小姐不但美貌而且富有。另一方面，她又发现英格拉姆小姐性格中虚伪的一面，“Her mind was poor, her heart barren by nature”. “She was not good; she was not original: she never offered, nor had an opinion of her own”. 换句话说，像英格拉姆小姐这样的女子是抓不住罗切司特的心的。所以，在她的心灵深处，简对她的情敌充满了蔑视，因为她认为自己比英格拉姆小姐聪明。简曾经在教会学校受过严格的礼仪训练，之后作过教师，她是一个懂得自尊自爱的人，她决不会让“批判”和“骂”这样的字眼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此外，很难想象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在谈到她的爱人时会用“批判”这样的字眼，从以上分析来看，黄源深的选词似乎更接近原文含义。

考虑到李霁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他在翻译“blame”一词时的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与资产阶级进行英勇的斗争，在当时，“批判”一词是挂在农民和工人阶级口头的常用词，而“骂”则是当时的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策略之一，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李霁野在翻译Jane Eyre时很自然地就让简变成了一个中国无产阶级，而罗切司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则变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正因为此，译者在翻译时决不会发现他在遣词造句 中的不合适。

三：结束语

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词汇的大相径庭的解释说明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影响着译者的选择。译者通常是带着某种预想或偏见走近原文的，而这种预想或偏见正是译者政治倾向的反映，译者的政治倾向可以解释为什么译者会有意将原文中的一个中性词解释成译文里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词汇，甚至有时候原文中的同一个词在译文里也会有完全相反的含义。

注释：
(1) “Translation reflects a certain ideology and poetics and as such manipulates
literature to function in a given society in a given way” (Bassinet & Lefevere
1992:xi).
(2)“The translator’s options can indeed be explained by social recommendations,
restrictions, taboos, but sometimes also by laws and prohibitions (Lambert
1994:19, cited in Wilss 1996:182)
(3) “The question of why a textual element fails to take on a cognitive
structure opening the way for decision –making is analogous to the question
of why some stimuli are attended to and perceived, while others go unnoticed”(Wilss,
1996:189)
(4) “Two texts may describe a battle or a riot or a debate, stating the
same facts and figures, but the type of language used…may be evidence of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Newmark 1988:12)

参考文献：

1. Bronte ,Charlotte Jane Eyre [Z] 黄源深 《简·爱》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
2. Bronte ,Charlotte Jane Eyre [Z] 李霁野 《简·爱》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3. 王晓元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 [J] 《中国翻译》1999 (2):10-13
4. 许钧,穆南（Mounin） “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 [A] 许钧,张伯然 《翻译论集》 [C]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46-54
5. Bassinet &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C] A Coursebook[C]
London: Routledge 1992
6. Gentzler,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7.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1988
8.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J] 《外国语》1998 (3):
29-33
9. Wilss, Wolfram.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ion Behavior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